规划者苏波

        发布时间: 2020-08-04 09:03:37 | 来源: 人民政协报 | 作者: 崔吕萍 | 责任编辑: 卢佳静

        7月28日下午,北京,阵雨频频。在府右街中央统战部的一间办公室,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见证者、规划者和推动者,全国政协委员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波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        期间,秘书李世界送来一份新收到的文件。那是来自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邀请函——1952年8月7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(以下简称“一机部”)正式成立。机械部撤销前,机械工业部决定以五六十家直属院所和公司成立国机集团,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机械行业央企。国机集团定于今年8月7日,举办首届“机械工业纪念日”,邀请机械行业的老同志参加。

        “1977年,我参加了高考,懵懵懂懂地报了一机部直属的陕西机械学院机械制造专业,没想到一生结缘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”38年前,大学即将毕业的苏波,被分配到一机部机关。

        1982年2月,从来没出过远门的苏波,从陕西来到北京,到一机部报到,也从此迈上从事机械与工业行业管理、发展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以及投资管理的职业生涯。

        ■奋发的初心

        “我是陕西省岐山县枣林公社罗局大队宋垚队人。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,回村第一年,生产队选我当会计,队里的各种收入、支出、财务报销,实物分配、年终结算等许多事务,都由会计来做。白天下地劳动,晚上回来记账。财务的事要特别细心,有时对账差一分钱,要反复核对,直到把账对上。”

        “第二年,乡亲们选我当生产队队长,年中,公社又批准我兼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。1976年,我入了党,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。作为年轻干部,当领导就要带头干活,4年中,各种农活我都干过,割麦碾场、扛粮袋、挖玉米。种地犁地,我觉得牛走得太慢,喜欢用马或骡子犁地。”

        苏波是记者一直期待专访的全国政协委员。这种采访的渴求,有很多原因———既有这些年来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快速发展的令人瞩目,也有对这位参与我国制造强国规划制定的组织者的深深好奇。而专访的机会总是稍纵即逝,虽然经常在全国政协相关会议上见到他,但每一次,看他一脸凝重,记者就萌生了退意。

        这一次的专访,让记者看到了“苏主任”的另一面——40多年前,那个在陕西关中平原上犁地犁得飞快,拿自己当标杆督促乡亲们劳作的小伙子。

        “那时候,乡亲们常常吃不饱饭,还在靠天吃饭。”关中塬上都是旱地,只有塬下渭河边上的村庄有水浇地,不用为老天爷不下雨而发愁。连年旱情,秋季颗粒无收,苏波和乡亲们只能去塬下渭河边上的村子借玉米,借一斤玉米,还一斤小麦,这导致大家一年到头吃玉米,有时还接不上顿。

        回到村里的第二年,苏波带领大家打井,平整土地,修宝鸡冯家山水利。

        “当时没什么设备,完全靠人海战术,后来引水工程完成后,一部分农田可以旱涝保收了,不用再借粮吃了。但要真正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的好日子,还是得益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。”在苏波看来,只有在农村干过的人,才会真正了解过去农村有多贫困,了解农民的善良纯厚,了解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渴望,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,也是这代人努力奋发的初心。

        ■77级大学生

        1977年10月21日,寻常的一天。干完农活回队里的苏波从广播里听说,要恢复高考。“一开始,我没觉得这件事有多重大,因为那时我们那儿的工农兵学员上完学后又都回到县乡工作了。当时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带领乡亲们改天换地、吃饱肚子。但周围年轻人高涨的热情点燃了我,我约了三个高中同学一起去公社报了名。”此后的苏波,白天在大队里工作,晚上拿着好几年前的高中教材复习。

        1977年12月9日,是陕西省高考的日子。学子们考前一天赶到考点。12月的陕北,天寒地冻。苏波和他的同学背着被子、书、干粮,走了30里路来到考点,到街上买了蜡烛,在没有褥子的大通铺上,裹着被子靠烛光复习。

        考试如同大浪淘沙,考完试就要报志愿。“我们三个高中同学凑在一起商量,最后决定,都报一机部直属的陕西机械学院(如今的西安理工大学),罗乃林报一系铸造专业,我报二系机械制造工艺和设备专业,范文报三系印刷机械专业。1978年2月8日是农历大年初二,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雪,早上村里有人喊我,说‘公社有你一封信,叫你去取’。我赶紧骑车到十几里外的公社邮局,到那儿一看,是盼望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!”苏波后来才知道,他们三个都如愿被所报专业录取了。

        大学期间,苏波每月有22.5元的助学金,“我特别感谢国家,也特别希望学好专业,报效国家。”在苏波看来,那时优良的学风完全出于自觉,出于对青春的珍惜。

        四年转瞬即逝,到了毕业分配的时间。“当时,我特别希望能被分配到西安或宝鸡离家近一点的工厂,这样便于照顾年迈有病的父母亲。听同学说,一机部有1个名额,那时我也不太知道一机部是干什么的,就想着去工厂。但或许因为我是系里的学生党支部委员,最终,我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机部机关。”懵懵懂懂之间,苏波一生的职业生涯就此确定。

        ■参与规划

        报到后,苏波被分配到一机部综合计划司。该司主要负责机械工业长远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、投资规划编制、年度计划制定、机械行业管理和投资计划下达等。苏波在这个司换了好几个岗位,一干就是18年。这期间,从机械工业“六五后三年规划”到“九五规划”的制定,苏波都参与其中。同时,他也参与了投资计划的管理。

        那些年,工业部门改革很频繁。苏波除了1995-1997年在部规划研究院任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外,一直在部综合计划司工作,从副处长、处长,到副司长。

        2000年,国家9个工业局全部撤销,行业管理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。苏波被分配到经贸委行业规划司任副司长,该司负责全国工业和各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。由此,苏波参与“十五”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,不仅牵头组织制定了“十五”机械行业发展规划和汽车行业发展规划,还编制了工程机械、机床、农业机械、仪器仪表、电力装备等分行业规划,以指导行业发展。

        2002年初,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力推公开竞聘上岗,公布经贸委6个重要业务司局一把手职位公开竞聘。多轮角逐后,苏波以总分第一的成绩,被任命为投资与规划司司长。当时工业、能源等行业投资管理全部由经贸委负责,苏波积极推进技术改造投资管理体制改革,减少工作程序和审批事项,加快技改进程。

        2003年,国家经贸委撤销,多个主要业务司局职能人员划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。苏波被任命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司长。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在找苏波进行任职谈话时强调:“民营经济很重要,现在发展也很快,但从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部门明确职责来管理,现在把非公有制经济管理职能放到中小企业司,你要把这项工作抓起来。”

        苏波马上开展了调研,结果发现,在省一级,已经出台了127份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文件或法规,但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份类似的文件。“我清楚地记得,2003年5月14日,我给马凯同志写了请示,建议研究制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国家文件。马凯同志很快批示:‘这项工作很重要,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全局,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。’”

        接到批示后,苏波马上带领司班子,去拜访多家与民营经济有关的单位。“在文件起草过程中,我们做了多次调研,开过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为此也做了很多工作,安排了几组人到全国调研,并且召开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意见,为文件起草提供了支撑。后来,国务院领导批示,请发改委和国务院研究室一起研究起草文件,请政协也参加。这份文件,就是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(业界俗称‘非公36条’)。”苏波这样回忆。

        2004年1月,苏波赴国家物资储备局任党组书记、局长。

        “在储备局,我一干就是5年半。储备局垂直管理,在各省市区有27个局、办,下属220多个基层单位,3万多名干部职工,其中1500多名公务员,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,较为复杂。”苏波到任后,局党组首先研究体制机制改革问题,实行老人老办法、新人新办法,建立人员能进能出、能上能下机制,通过竞聘,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被提拔任用。

        “紧接着,我们研究制定物资储备规划,在当时情况下该储备什么,减少什么、增加什么,进行深入研究论证,比如增加成品油的储备、铜的储备等,调整储备物资结构。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,成品油储备能力得到很大提升。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,我任中纪委驻发改委的纪检组组长兼国家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当时金融危机已经暴发,我提醒大家要把握好危中之机,千方百计做好大宗商品的收购、储备工作。但在铜价是否已见底这个问题上,很多同志的意见不一,虽在低价位收购了大量的铜,但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。”至今想来,苏波仍感到非常惋惜。

        ■工业报国

        2011年,服从组织安排,苏波离开了工作8年的国家发展改革委,赴工业和信息化部任副部长。

        “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同志把他分管的规划司、装备工业司、原材料工业司、节能与综合利用司、安全生产司都交给我来分管。当时正值部里‘十二五’规划审查论证,一些起步较晚的规划还在制定,报请国务院审批的几个规划也需要认真研究把关。”可以说,苏波赴工信部上任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完成好“十二五”规划的制定工作。

        “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,在一个五年规划期内,一个部委有五个规划(即《工业转型升级规划(2011-2015年)》《稀有金属产业发展规划》《航空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(2010-2020年)》《信息产业发展规划(2011-2015年)》和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(2012-2020年)》)是由国务院批准的,这是从来没有的。”苏波这样说。

        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(2012-2020年)》在实施两年后,进展并不大。“我们调研发现,这里既有新能源汽车生产成本高的问题;也有产品技术质量(包括电池、电控、电机)不过关的问题;还有社会配套体系(包括充电桩、停车场、税费用等)不健全的问题。因此在调研回来后,我们又制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———‘新能源汽车31条’。从2014年开始,新能源汽车以每年产销量60%-70%的增长率快速发展。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至今,保有量达450万辆,年产量和保有量双双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。不仅是产量全球第一,我们的技术瓶颈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。”这两天,苏波看到一则国外专家的评论,认为中国制造业有强大的竞争力,不少产品技术达到了全球领先,这里就包括5G所引领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装备、航空装备、高铁装备、发电和输变电设备和新能源汽车等。在苏波看来,这与我国业界人士的评估基本是一致的,这些年来,我国制造业的进步,是非凡的。

        而苏波与大飞机结缘,也有一段往事。

        “当年,中央成立了国务院大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,由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任组长,工信部、发改委、科技部、财政部等18个部门领导同志任小组成员,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信部,我是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,具体负责包括C919大飞机在内重大项目的协调工作。”接手这项工作后,苏波了解到,大飞机专项总投资额度是立项时专家们估计的,远不能满足项目需要,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,他立即组织项目初步设计的编制工作,由设计团队、专家院士详细核算建设内容和投资规模,完善了建设方案,大幅调增了项目投资,细化了项目建设内容,在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后,规范投资管理大飞机项目自此有了完整的规划和实施方案。

        2017年,C919成功实现首飞,现有的6架飞机仍在做着各种飞行实验;同时,代号为“鲲鹏”的运-20军用大型运输机已批量交付使用;ARJ21支线飞机也批量提供三大航空公司商业运营。近期,世界在研最大水陆两栖飞机AG600(又称“鲲龙-600”),在山东青岛附近海域海上首次试飞成功,据苏波说,AG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“三个大飞机”之一的大型灭火/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,为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所急需。

        ■“老兵”的守望

        苏波在很多场合谈起过,要加快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,以智能制造为主线,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。当前,要借助国家“新基建”的机遇,加快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发展,这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本质要求。

        在今年4月30日召开的全国政协“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”双周协商座谈会上,苏波就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作了发言,提出:要加强“5G+工业互联网”的顶层设计;工业互联网发展,要深度融合和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与重要领域;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生态体系。

        “我一直认为,工业互联网发展是个系统工程,需要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牵头推进,从诸多设备的数字化,各种数据的网络化连接到智能化系统的建设,再到智能制造,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和获得大量长期投资,因为涉及的技术很复杂,小企业没有牵头做的能力。当然,政府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导向也很重要,比如这里涉及大量数据如何安全共享的问题。”现在,很多人谈“数据孤岛”如何打破的问题,在苏波看来,网络化就是要解决数据安全、共享和互联的问题,即使连了几万台机器,如果不与更多的数据系统连接,这些机器所产生的数据,其用途也是很有限的。

        关于当前抗疫之下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,苏波认为,一路走来,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机遇,许多情况下也是倒逼出来的。国际市场不稳定,国内大循环就显得尤为重要。“因此,我们必须夯实产业链,尽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受制于人的问题。现在要做的,就是集中应对阻止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、遏制中国崛起的图谋。只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打破围堵,发展格局就会大不一样!”

        40多年前,站在干裂的旱地上,苏波不能指望天降甘露,只能靠带领大家打井修渠、灌溉庄稼,让大家吃饱肚子;今天,站在职场延长线上,苏波守望着这片他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工业“田野”,他同样不指望被对手放过,“我们必须要续断链、补缺链、强弱链,不断强大自己。我对此充满信心。”近3个小时的专访结束了,但我们相约,再过几年回头看,我们再聊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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